上市一年來，一直陷於多事之秋的中國忠旺（1333），雖然去年純利勁升八成半，其業績報告披露的一單神秘貸款交易，再次令人關注忠旺的企業管治水平。忠旺代替地方政府向銀行借貸23億元，而又沒有在當中收取息差作為報酬。雖然協議條款寫明，忠旺並無還款、擔保責任，不過，分析員指，此種安排罕見，又不對股東有利。

業績報告指，為支持地方政府——即忠旺總部所在地遼寧省遼陽市宏偉區——的本地發展計劃，去年11月及12月忠旺與兩家遼寧當地銀行訂立了一系列貸款協議，截至去年底借貸23億元，年息4.86厘，年期為3年。忠旺取得資金後即時轉予宏偉區政府全資擁有的宏偉建設投資公司，該公司主業為城市建設投資，忠旺並沒有為貸款作擔保。截至業績公告日，即4月20日，宏偉已償還本金1.5億元。

4月19日忠旺再與當地銀行訂立補充協議，進一步澄清貸款條件，包括宏偉為實際借款人，忠旺並無任何還款或擔保責任，政府將監督還款，銀行則同意，即使宏偉未能還錢，仍會豁免忠旺的責任。地方政府去年11月向忠旺提出要求，協助當地發展集資，忠旺同意代替政府借錢，變相成為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在忠旺代政府借3年貸款的同時，去年公司的銀行貸款按年大增1倍至56.5億元，當中主要因為2至5年期貸款增加近29億元，或22倍，至約30億元。

在所有條款中，並沒有提到忠旺將23億元貸款轉借給宏偉建設時，會取高於4.86厘的利息，以賺取當中的息差。分析資源股的大華繼顯分析員劉曉慧表示︰「這並不是對股東有利的安排。」她指一般情况，有公司會代第三方借錢，但會賺取當中的息差；也有公司會代旗下子公司借貸，通常會另有公司作擔保，而忠旺的情况兩者皆不是，實屬罕見。

忠旺與遼陽市宏偉區政府關係非淺，忠旺佔該區規模以上工業（一般指收入在500萬元以上）產值逾七成。在宏偉區政府09年工作報中，提到今年工作重點之一，便是要「做大做強工業鋁型材」，全力支持忠旺，完成忠旺新廠區徵地動遷工作。根據遼陽發改委網站資料，忠旺打算在當地建設佔地1000畝的廠房，現正辦理徵地等手續，投資36億元。

至於宏偉建設的名字，也出現在宏偉區政府09年工作報告，其注冊資金為5億元。但本報致電宏偉區財政投資項目管理處，該處副處長卻稱並不知道宏偉建設這家公司。公司在當地也沒有電話登記。

中國變化得太快，我們美國人未能真正瞭解。任何國際政治問題若無一貫的對華戰略，就無法得到解决。所以，一個更有趣的問題是，不在于中國領導人想什麽，而在于美國總統奧巴馬想什麽。而且，奧巴馬需要改變跟中國接觸的過時觀念。許多“冷戰”鬥士希望“遏制”中國，但北京不可能被遏制，因爲中國融入國際體系太深，無法施用遏制戰略。一些人主張“接觸”，希望中國變得富有後，會更支持美國的利益，這種做法也沒有奏效。在這個變化的世界，中國需要改變，同樣美國也需要改變。

一些人認爲，中美關係最近的緊張實屬正常，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但任何知曉歷史的人都不會這樣看。隨著中國實力增長，來自北京的挑戰不會終結。我們必須接受，與中國的緊張關係不可避免。中美友好當前聽起來似乎不可能，但我們美國人現在的决定、奧巴馬及其團隊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仍然將使之成爲可能。

如果我們不能更清楚地瞭解中國，那麽將很難在美中關係上取得多少進步。人們往往看到中國的改革進展，以爲鄧小平所言“致富光榮”可能也意味著“致富意味著對美國有利”。這在一些領域是事實，尤其是北京借錢給負債的美國。但在北京，一場辯論在上演：中國應走什麽模式？應如何解釋其國家利益？可以信任美國嗎？

即便兩國領導人都希望保持良好關係，他們也不得不面對各自的國內壓力。北京一向認爲，自從改革以來中國從未損害美國的核心利益，而許多美國人認爲這不是事實。他們覺得中國每天都在侵害美國的利益。他們認爲，中國的重商主義給美國經濟帶來危險，中國對外國公司的限制損害美國的投資。

但是，我們與中國的問題不僅僅在于彼此誤解。主要問題在于，中國曾是發端于西方世界的權力體系的受害者，從未像西方那樣對其有歸屬感。即便我們能解决貿易、匯率、西藏、臺灣等當前的一連串借錢問題，主要問題仍懸而未决。

我們在思考中國時經常問，西方該如何適應中國的崛起。這其實已陷入誤區，因爲這就好比問“我們該如何把一個大個子塞進載滿人的車裏？”對這個問題的任何解决方案，都會增加壓迫感。在許多中國人看來，“這輛載滿人的汽車”已經跑得不那麽讓人滿意了。中國人質問是否可能重新設計？中國對世界體系所提的問題，也是我們應該捫心自問的。這不是說我們屈從于中國的要求，但我們應該承認的是，我們真正的挑戰不是給中國騰地方，而是以全新方式思考全球體系。

中國對西方世界秩序有些搖擺不定，或許這不讓人意外。畢竟，從170年前的鴉片戰爭起，中國跟西方世界的聯繫是以暴力開始的，中國人眼裏外國强權施加的是一個世紀的屈辱。美國人經常問爲什麽中國那麽在乎主權，對此中國人會說，“當你被9個國家入侵後，再來問我這個問題。”

中國不是蘇聯。如果說莫斯科試圖通過擴張尋求安全，那麽中國領導人將要走的是另外一條道路。中國對與外界的碰撞感到不安，它清楚自身的弱點，中國人很可能轉而去操縱幷最終改變國際體系。這種非直接、緩慢的路綫，適合中國的民族性格和該國對穩定的著迷。從經濟的角度講，這意味著利用中國實力創造一種適合其需要的秩序，而不是試圖主導當前的秩序。

桃園一名羅姓街友看準警察為民服務，常四處跑到派出所要東西吃，員警也都好心提供食物，5日他又跑到縣警局保安隊裝可憐，等到員警好心買便當給他吃，沒想到他還說要借錢，讓員警覺得很奇怪，一查之下才知道他根本是個有多項前科的詐欺通緝犯，當場將這名自投羅網的通緝犯逮捕。

監視畫面中，這名穿著邋遢的男子在員警陪同下走進保安隊，他向員警求助已經兩天沒有吃飯，希望員警幫忙，員警好心把他帶到一旁，還買了一個便當給他吃，沒想到他吃著吃著，竟然說不要便當而是要借錢。

員警覺得奇怪，一查他的資料才發現他有多項前科，而且還是個詐欺通緝犯，自投羅網讓員警也嚇一跳，當場將他移送法辦，保安隊分隊長林進賢表示，「我們同仁有買便當給他，他是拒絕。要的是現金，所以才引起我們同仁懷疑。」

原來羅姓男子在街頭當街友被通緝也不知道，而且看準人民保母為民服務，專門四處到派出所要東西吃，已經成功了好多次，但這回還變本加厲想要借錢，卻被員警發現栽了個大跟斗，這回進監獄吃牢飯至少不用再擔心沒東西吃。

說到打官司，很多人腦海中馬上會想到原、被告雙方針鋒相對、唇槍舌劍的場景，這原告和被告似乎從來都是矛盾的雙方，可聽說過被告給原告借錢，作為訴訟費來打官司的嗎？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這樣的事還真就發生了。不過，事件裏的原被告雙方身份有點特殊，一個是勇鬥歹徒的見義勇為者，另一個是見義勇為的受益人。

兩年前，重慶人鄧浩因為見義勇為捉拿搶車的歹徒受傷致殘，事情發生之後，榮譽和褒獎接踵而至，不僅被授予見義勇為先進分子，還收到了一萬元的政府獎金，但這些並不能緩解他傷殘之後的家庭困境，後續的醫療費、誤工費和賠償金遲遲不能到位，生活無以為繼。

鄧浩的遭遇的確令人同情，鄧浩起訴的並不止受益人，還有當時被搶車輛涉及的保險公司，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主張自己的權力，儘快獲得相應的賠償。

鄧浩覺得保險公司應該承擔一部分的賠償責任。而和鄧浩一樣為難的還有收益車主一家，車主說，他感激鄧浩的正義之舉，可他們家的狀況“比丟了車還痛苦”，因為家裏的經濟窘迫程度並不比鄧浩好多少，所以，無奈之下，只能給鄧浩借錢湊出部分訴訟費用，幫助他起訴自己和保險公司，希望賠償的問題能就此解決。

當一件事無法用常理去解釋時，背後一定有隱情和苦衷。車主的無奈是：除了訴訟費用，他實在拿不出更多的來幫助鄧浩。而鄧浩的無奈則是：除了榮譽和獎狀，他找不到更多的足以支撐現實的生活。於是，面對同樣生活在困境中的見義勇為當事人和受益人，我們不禁要問：誰可以幫助他們？！一紙訴狀是否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如果保險公司理賠，事件的當事人們是否就可以不再尷尬了？

毋庸置疑，我們的社會呼喚見義勇為的英雄。但這起事件無疑讓我們再度反思：如何看待英雄？又如何呼喚英雄。我們一次次被英雄的義舉感召，所以毫不吝嗇地把鮮花和掌聲都獻給他們，但是，把英雄舉起來之後，也請別忘了：把他們放下來。英雄原本和我們一樣，是普通的人，需要面對普通現實的生活。而呼喚英雄，僅有感性的鮮花和掌聲當然不夠，需要理性的制度和有效的保障。明天，這起引人關注的案件就將開庭審理了，而我們真正想要的答案，或許在庭審之外！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表示，全球金融危機帶來七項教訓。

他在金管局《匯思》專欄撰文，以下是全文內容：

今天我參加了一個研討會，談及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教訓。其實從這次危機中我們領悟了多個大小不同的教訓，我希望在這裏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認為較重要的幾項。

●第一項：金融危機頻頻爆發

一般人以為金融危機並不常見，而這次「金融海嘯」亦被稱為「百年一遇」。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過去金融危機頻頻發生。自1870年以來，世界各地總共發生過148次導致經濟下跌超過10%的金融危機。另外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60多年內便出現了104次銀行危機。為甚麼銀行或金融危機一次又一次地重覆爆發呢？雖然每次危機都有各種各類的成因，但最終離不開兩種理由：

一、人們沒有好好汲取教訓或很快忘卻了教訓。1998年長期資本基金（LTCM）倒閉，在美國導致了系統性風險。當時各方面都要求要汲取教訓，加強監管對沖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但言猶在耳，一年後美國巿場回復正常，生意興旺，加強監管的事便不了了之。

二、人們汲取了不正確的教訓，以致未能對症下藥，因此舊病經常復發。

雖然沒有兩個金融危機是完全相同的，但引致危機的基本成因卻是萬變不離其宗：貪婪、追求更大利潤、冒更大風險、利用更大信貸槓桿、導致資產價格急升，最後資產泡沫爆破。

●第二項：犯錯愈大，受罰愈重

一般而言，巿場會對犯錯作出相應懲罰，所犯的錯誤愈大，懲罰就愈重。上世紀90年代亞洲的經濟體犯了不少錯誤，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便受了重罰。但是，這次金融危機跟二戰結束後的其他危機有所不同：這次危機發生在全球金融體系的核心。由於危機的規模和嚴重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導致的破壞和懲罰亦近乎災難性。

●第三項：金融創新並未有加強金融穩定

令人出奇的是，在過去20年來，金融創新和財技並未有加強金融穩定。相反，它是導致金融不穩的其中一個源頭。很明顯，借錢給一些只有在樓價持續上升時才有能力還款的次級按揭借款人，是嚴重違背了最簡單和基本的信貸風險管理原則。然而，透過證券化及巧妙的財技，並使用我們現在知道是錯誤的假設和量化模型，金融機構便可以將次級按揭貸款或其他低質素貸款包裝成頂級的證券投資工具來出售。

近年亦出現大量複雜的金融衍生工具，例如信貸違約掉期（CDS）及抵押債務證券（CDO）╱層疊式抵押債務證券（CDO-squared）等，可以容許金融或其他機構承受極大的風險而毋須有足夠的資本支持。這些金融衍生工具包含了高槓桿效應，並可界定為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項目，以方便隱藏實際風險或虧損。

由於這些複雜的金融衍生工具絕大部分在場外交易，其在規模、數量及市場集中度方面幾乎完全沒有透明度。若眾多金融機構的高層管理人員都未能充分掌握這些既複雜且透明度低的金融衍生工具當中所含的實質槓桿與風險程度，監管機構對這些衍生工具的了解和對金融體系可帶來的風險的警覺不足也就毫不出奇。

●第四項：影子銀行體系可帶來金融不穩

以貨幣巿場基金為主的影子銀行體系，近年在美國快速發展，亦是加劇這次金融危機惡化的另一因素。在美國，對貨幣市場基金的監管頗為寬鬆。它們的規模在2007年達至3萬億美元，約為美國全國銀行存款總額的一半。在雷曼兄弟破產及兩個主要貨幣市場基金倒閉後，美國的影子銀行體系出現擠提，導致金融體系出現巨大的流動性緊縮，以致美國政府要出手擔保貨幣市場基金的安全。目前全世界的監管機構都在努力加強銀行體系監管力度和穩定性，包括提高對資本和流動資金的借錢要求。但大家都要留心這樣做可能會引致更多金融中介活動流向監管較寬鬆的影子銀行體系，造成更嚴重「監管套戥」的情況。

●第五項：金融市場自我規管╱糾正未能發揮作用

過往兩年發生了不少重大的金融事故，使大家認識到金融市場的自我約束、自我規管或自我改正的機制並不足以制止在金融體系中的過度承受風險及失當行為。支撐巿場人士自我規管機制的「守門員」，例如內部和外部核數師、評級機構、各式各樣的分析員，都未能適時作出預警，更遑論防止危機發生。這對一向支持巿場自律論的人士是一個重大打擊。所以，對金融巿場及參與者實行更嚴謹的規管將是無可避免的。

●第六項：改革監管架構與提升監管人員水平同等重要

由於這次金融危機的衝擊面甚廣，既有監管結構集中的英國，亦有以功能劃分而分散監管的美國，所以大家不可能從這次經驗得知哪一種監管架構必然比其他模式優勝，並足以防止系統性危機的發生。更重要的是，無論用甚麼模式去改革監管架構，大家都要聘用具能力和巿場經驗的專才去負責執行保障金融穩定的工作。

●第七項：維持金融體系穩定事關重大，不可掉以輕心

大多數人認同，金融危機可以嚴重影響經濟增長和就業，但對於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央行應否考慮到金融穩定或資產價格因素，各國目前還沒有共識。從這次金融危機可以看到，即使在金融體系嚴重失衡逐漸形成的同時，消費物價仍可以大致保持穩定。因為經過20、30年來的經濟全球化，世界勞動力供應已出現結構性的變化。中國、印度和東歐等國家逐步與國際市場融合，令致全球的勞動力供應增加了一倍，這使到中央銀行即使在國內供求因素失衡的情況下，仍可把消費物價通脹維持在較低的水平。換句話說，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未必會令致消費物價上漲，但卻可能會造成資產價格上升至不可持續的水平。

陳德霖說：「我認為中央銀行應該視金融穩定為其中一項任務。假如因各種原因，央行未能擔當這項重要任務，則必須有另外一個機構來承擔。而這個機構必須要有適當和有效的手段和工具來做好金融穩定的工作。我希望大家能透過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清楚明白到喪失金融穩定是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及社會代價，而金融體系出現系統性風險，並不再局限於新興市場的經濟體系。所以大家都要盡全力鞏固金融體系，加強國際合作，防範系統性危機再次爆發，同時作好準備，一旦危機出現時，能夠把破壞和傷害盡量減低。」